第一代幼儿园园长

40年前，36岁的薛景兰随着丈夫胡晋生来到了易贡，成为了易贡农垦团第一代托儿所的所长。40年后，当记者采访她时，激动的眼泪止不住地从眼框往外涌了出来。

40年前，易贡还没有托儿所。为了能让援藏职工安心工作，易贡农垦团团部建起了简易的托儿所，做为第一批援藏的薛景兰就被任命为托儿所所长。

薛景兰说，当时的托儿所的条件很艰苦，在一间木板房里，仅仅摆放了两条长凳子和两张长桌，来自农垦团机关干部和直属各后勤单位职工的50多名孩子就这样吃饭和学习。

“当时，大家都没有育儿经验和教育经验，只好摸索。每天教孩子们学写简单的字、读儿歌、做游戏、唱歌跳舞…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看好孩子。”今年68岁的陶燕玲对记者说。“我曾在托儿所工作过。当时，孩子们是最快乐的。”因为孩子们都是全托在托儿所，为此，薛景兰将大部分精力全给了孩子。每天，她都早早来到托儿所，照管每一名孩子的洗漱。到了中午，她还要一一为在睡梦中的孩子们盖好被蹬掉的小被子。就着样，薛景兰日复一日的在托儿所渡过了在西藏的四年光阴。

如今，薛景兰早已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。当一提到西藏的事，她就认为“当年的生活很充足”。

今年68岁的陶燕玲住在石河子总场北泉镇。在西藏，连队里先抽她去团里孵化鸡，后来又调她到团部托儿所当阿姨。另外还有郑月华、李继英、李秋菊等人。她告诉记者自己在易贡团托儿所工作的那段经历。

她说，“在易贡，孩子们是最快乐的。我教他们学写简单的字，教他们懂礼貌，教他们读儿歌，带他们到开满鲜花的草地上游戏、唱歌跳舞、捉迷藏……我们这些阿姨的任务是照看好孩子，注意安全，不打架。”“那时的托儿所其实就是幼儿园，都是团机关干部和直属各后勤单位职工的孩子。孩子们都叫我'陶阿姨'。托儿所就一间大房子，有长凳子，还有两张长桌，供孩子们吃饭。晚上点蜡烛，后来到了北村，有水力发电，才有了电灯。”“孩子们都是全托，一个礼拜家长来接一次，礼拜天又送回来。我结婚后离开了托儿所。但孩子们对我很有感情，经常到我家来找我玩。”

藏女爱上汉族小伙

在采访中，记者得知现仍居住在波密县城柳华标的妻子是位藏族。4月1日晚，记者通过长途电话采访了他的妻子布瑞。

1965年5月，年近24岁的柳华标从南京军区某部转业来到兵团农七师一二三团民兵连，当了一名管浇水的工人。“那时候，他还是单身，日子过得很自在。一干完活，就和朋友在一起闲聊。”布瑞回忆道。

1966年4月初，柳华标和程木林等人一同接到命令'即日起赶赴西藏'。就这样，柳华标就踏上了前往西藏的征程。走了近一个月，柳华标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易贡茶园，当上了一名工人。

1967年年初，柳华标又被调到连队食堂，给首长们做饭。也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食堂，他与布瑞相识相爱。

至今已是60岁的布瑞，在电话里向记者讲述了她和丈夫的恋爱故事。

“当时，我在连队教书，因为不会说汉语，我就利用在连队食堂吃饭的机会，与从上海来的女知青交流。”布瑞说。

刚开始，布瑞就听同事讲食堂有一位大师傅做的菜很好吃，但是，她就是没有与这位大师傅见过面。

有一天，布瑞再次按时来到食堂时，在门口处与一位年轻人撞在一起。“当时，年青人连忙向我道歉，我也没往心里去。当我吃到快一半时，那名年轻人就坐在我旁边。这时，我才从同事嘴中得知，他就是那个有名的大师傅。”布瑞说。

从此，布瑞就开始对这位年轻人有了好感。事后，布瑞知道年轻人叫柳华标。

“因为一个男人会烧菜，而且还烧得不错。我就认定他是我要找到的另一半。”在电话那端，布瑞大声地对记者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布瑞和柳华标距离拉得近了。就这样，布瑞通过好友向柳华标抛起了绣球。“那些日子，我整天都生活在幸福之中。”布瑞笑着说。

几个月后，柳华标正式拜访了布瑞的父母。“在当天的家庭晚宴上，他显露了一手厨艺，让我的父母很是高兴。就这样，我俩确定了关系。”布瑞说。

1968年10月，柳华标与布瑞举行了婚礼。从此，他俩就与西藏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。

现在家住石河子市的贾德良说，“我们二营的黄三妥娶的也是藏族姑娘，姑娘名字叫卓玛，是加若村的。1970年，黄三妥带着卓玛到了新疆。卓玛80年代初回西藏探亲，回来后带给我们这些援藏人员很多易贡的情况”。

“还有我们营的李四海，他和藏工队的一个藏族保管员结了婚，他们结婚时，我也去了。新娘子长的很漂亮。婚礼和汉族一样。我吃到了喜糖，还抽几支牡丹牌的喜烟，李四海后来没有回新疆，留在了易贡”。

宗参谋部，新一代女兵的靓丽人生

这是一栋隐身在繁华都市的普通小楼。在这里，一代代女兵用青春和智慧，履行着做党忠诚可靠传令兵的使命，见证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。她们接转的一个个电话，或许是军委和总部下达的重要指示，或许是亟待决策的紧急信息……

这就是被誉为“全军话务通信中枢”的总参某通信团长途电话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