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年轻人一个机会—拯救＂援交少女＂(4)

社会需被拯救？

外界都想“修正她们的价值观”，但社会自身也需要进行道德重建。

Fish，19岁，在遭遇勒索后，急遽完成了人生的蜕变。她意识到家还是最温暖的，一度逃学旷课，现在也重新返回学校念专科，只是当留意到身边女同学经常出门，突然有了名贵物品，多了手机，说不出自己的上班地点的时候，Fish会下意识地想：她也在做这个。

有时她会现身说法，作为一名援交少女，参加NGO“紫藤”和学生间的访谈。气氛往往不太友好。

就如何干预援交少女分组讨论时，有人在纸上写：修正她的道德价值观。

有人口气很冲：你不觉得做鸡很没有尊严吗?

每次学生拿着问卷一条一条生硬地问，她就像一个被剖开的标本，等待审判。问及别人怎么看待她，她便联想到一系列负面的形容词：淫荡，没有道德观念，搞得社会风气好差!Fish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道德，很多不愉快的事她都忘记了。她只记得，第一次上网发帖求援交那年她16岁，急需一笔钱，因为她领养回来的刺猬生病了。

为了“给年轻人一个机会”，警方也会将行动中逮捕的一些年纪偏小的援交少年，不经社会服务令，直接转至NGO。

“爱自己，活得起”计划2009年成立，是香港最早进行援交少女救助的NGO。负责人谢纪良表示，两年来，机构大约接触70位青少年(其中男性占一成)。好消息是：已经有35位青少年停止援交。坏消息是：个案的情况十分复杂，反复不定。

“几年都没有技能增值，很难获得改变”，失去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，失去可观收入，没有人陪伴经历这个反反复复的艰难的过程——这些都是他们融入社会的障碍。

社工们接触的援交少女参差百态：有人交不起天价学费，有人为给男友和家人还债，有人享受交易过程，也有富家女为了对抗父母的家长权威……

有时他们感到无力。摆在他们面前的，是香港社会一个时代的问题：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，香港贫富两级分化严重，社会资源掌控在富人手中，中低收入家庭的人们看不到希望，陷入一种普遍的焦灼;另一方面，随着楼市股市的发展，“揾快钱”的心态弥漫，金钱、名牌、豪宅越来越成为衡量人生的单一指标。

谢纪良会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香港人的自相矛盾：“看到梁洛施的喜讯你想着什么?”有的家长们不允许援交，却看好未婚生育收入颇丰的艺人梁洛施。谢认为这是现时香港人的价值观，只要有金钱，做任何事都可以。

“除了处理个案本身的心理生理问题外，还要处理他们的家人、朋友、社会关系等问题，这才能治本。”谢纪良说。在香港，援助交际已进入了通识教育的培训课程，针对学生和父母均有辅导项目和各类研讨会。

整个社会忙着对“她们”进行道德重建的时候，Pet仍然在从事援交。她喜欢这行，警察的逮捕、法院的审判和社会福利署的感化，都没能改变她。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男朋友，他的父母知道她做这行以后，开始有点意见，可也没有责怪她，对她很好。Pet说，世伯、伯母的关心，是唯一一个她不继续干下去的原因。

香港社会艰难干预援助交际时，更大范围内，病毒在扩散。

2011年底， 上海 警方破获了一起援交案，涉案二十多人，学生身份。一些女孩家境并不差，只是缺零花钱。同学间彼此介绍，像滚雪球，做的人多了，圈子里也便无所谓贵贱了。检方称之为“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”，已提起公诉。

有不少媒体调查显示，沈阳、重庆、广州等地，存在数量模糊的援交人群。通过百度，能检索到论坛里寻找“兼职”的“女大学生”，留着一个恭候大驾光临的电子信箱或QQ号。微博里，有不少包含“援交”、“囡囡”字眼的ID名，正破口谴责着不付钱的客人不得好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