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历史印记之吴天明与西影厂的那些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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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都市报记者 颜亮 李昶伟 实习生 朱人奉 吴书崎 陆璐

1985年5月23日，第五届金鸡奖在成都颁奖。当天下午，在四川大学有一场电影《人生》的公开放映，谢晋、吴天明赶了过去。

台下聚集了约一万两千人，都等着看片子。突降暴雨。按理说，这时人该散了，没想到一个人都没走，都要看吴天明的《人生》。

这部根据路遥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，让学生们兴奋不已，最后竟自发喊起“电影万岁”、“《人生》万岁”，甚至还有人大喊“吴天明万岁”。

当时，61岁的谢晋在台上对学生们说：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电影节，再伟大的电影节也不过如此。

吴天明在台上没有说话。《人生》是他的转折点，在以导演身份获得肯定与赞誉的同年，他走马上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，拉开了电影传奇时代的序幕。

2014年春天，在吴天明遽然离世后，西影厂、“第五代”的光辉岁月反复被忆述、咀嚼。面对并不久远的往事、那个“电影万岁”的时代，吴天明被深深地怀念。他的名字背后，是不可复制的年代背景和创作自由，以及中国电影人已逐渐消逝的赤诚与荣光。

走马上任

“吴天明的思路非常明确，希望能快速培养一批新人，将政府模式下的文艺衙门改成创作基地。”

就在《人生》的拍摄片场，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(以下简称“西影厂”)的厂长。此前他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。

当时中国一共有11个电影制片厂，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是行业龙头。西影厂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。

现年76岁的邹人倜，1976年分配到西影厂特效车间。他记得，由于西影厂主体建筑几乎都是“大跃进”时完成的，经常需要修修补补，搞得到处坑坑洼洼。

提到这段“前西影厂时代”，几乎每个西影厂人都会谈到“箱子的故事”。

有段时间，西影厂的拷贝数量排在全国倒数第一，职工很自卑。这“垫底”甚至让制片主任上街都刻意把盒子上“西安电影制片厂”的字样盖住，生怕被人看到。

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时任西影厂厂长的田炜主导了变革，促生出滕文骥和吴天明合拍的《生活的颤音》(1979)以及轰动一时、成荫导演的《西安事变》(1990)，让西影厂地位有所改观，也培养出一批电影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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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87年前后，黄建新在西影厂先后拍摄了《黑炮事件》和《错位》、张艺谋完成了《红高粱》、田壮壮拍了《盗马贼》、陈凯歌的《孩子王》也完成了。

“对于这些年轻导演，吴天明的态度是无条件地完全支持。”1988年，曾到西影厂调研的作家马治权告诉南都记者，当时张艺谋拍《红高粱》，提出的许多条件吴天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黄建新在拍《黑炮事件》时也是如此，当时完全没有导演经验的他，吴天明就放心让他单独执导。

“当时在西影厂，因为老上不了片子，很多老导演就联名告过状。当时一个电影厂一年只能拍十部电影，光西影就有几十个导演，居然还把名额给外面的人。”当时吴天明直接跟马治权说：这些人几十年拍不出一部好电影，现在还想让我花钱让他再糟蹋，没门，我宁愿把钱给年轻导演，他就是拍坏了也能长点经验，我给那些老导演能长个啥？他坚决不妥协。

另一件引起老员工轩然大波的是，当时田壮壮拍的《盗马贼》和陈凯歌拍的《孩子王》，因拷贝很少，致使影片亏损巨大。

“职工的意见在于，我们辛苦挣的钱叫你从外面叫的导演一下子捅这么多窟窿。”柏雨果说，毕竟当时很多员工不清楚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区别，不明白国产影片登上国际影坛的重要意义，以至于吴天明不得不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解释。

在吴天明看来，西影厂既要生产“要钱的”，也得生产“要脸的”，不仅要在国内，也得在国际上争到西影厂的一席之地，表达出新的电影语言、表现手法和年轻导演的创新。

“与此同时，在国内，我们也拍能挣钱影片如《大刀王五》、《东陵大盗》、《神鞭》、《黄河大侠》、《最后的疯狂》等等这样的商业影片，靠这些影片来养活全厂职工与填补艺术影片的亏损。”柏雨果说，当时也有这些赚了钱的导演找吴天明论理，奖让他们拿了我们却挨骂，这实在不公平。吴天明认为有道理，专门设立了一个贡献奖并拿出一部分钱来奖励这些商业片导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