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人歌手杨光最近很忙 发唱片开歌友会(2)

摄影/本报记者 王晓溪

我每一次都会准备所要讲的内容。军人和大学生是比较容易深入到你的讲堂当中，很多观众听完后会很感动，但下一步我们要面临很多企业，内容还要做大的调整。

“我不需要在我的艺术的前面加上一个‘盲人什么什么家’，这对艺术是一个亵渎，对我的艺术追求也是一种亵渎。”

北青报：你是怎样喜欢上唱歌的？

杨光：我开始是学钢琴，但弹着弹着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琴家。人家健全人把谱子那么一摆，看着就能弹，但是我不行，不管我手上的功夫有多硬，我永远比别人多一个程序，要背谱，世界上有那么多首钢琴名曲，我背不过来。弹大跳音时别人能看，我不能，所以不可能保证每次都准确无误。跟交响乐团合作时要看首席看指挥，我也不行。我不想别人因为我的局限而把我划分为一个盲人什么什么家，这对艺术是一种亵渎，对我的艺术追求也是一种亵渎。

我可以学别的。我变声期早，13岁开始变声，那时候唱歌哑哑的，朋友们说我的声音很有磁性。我就用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听，感觉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，于是就开始跟着录音机学。唱着唱着我就到同学面前给人嘚瑟一下，学校里面还有我爸那些朋友，凡是听我唱过的都说：“这感觉真好。”

我第一个老师判断我是男中音。但错了，跟他学了一段时间，高音唱不上去了。第二个老师说：“完了，学错了，你不是男中音是男高音。”我跟第一个老师学了三年，再改很费劲，第二个老师不能示范，只能教方法，后来我就开始慢慢自己摸索，怎么就唱不高呢？再后来见到哪个老师就跟人家学两招，同时自己听唱片慢慢摸索。

北青报：当时学唱歌的目的是什么？

杨光：我认为艺术跟残疾没关系。我上学的时候，身边就有很多女孩，所以我没觉得视力有障碍我会怎么样。我觉得艺术也是这样，我为什么要让我的艺术降低标准呢？艺术就是要给别人带来娱乐，同时也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收获。现在那些娱乐明星唱的歌，第二方面的元素基本上没有。他们弄一首歌，火一年就挣一年的钱。他们那么火我没有异议，但我不想那样。如果我想靠娱乐生活的话，就应该在模仿秀上往死里下功夫。但我不想用那种方式去娱乐，我长得也不偶像，但我可以在艺术上朝我自己的那个方向发展，既然我的嗓子可塑性那么强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一个歌唱家？

“我唱歌引来了邻居报警”

北青报：其实你在歌坛已经很有名气了，为什么还要拜师继续学艺呢？

杨光：我觉得，中国歌手的悲哀是唱一首歌就能唱一辈子，最大的幸福就是唱一首歌就能唱一辈子。在国外，你火了不等于你永远火。在中国，你只要有一首歌火了，就能唱一辈子。一开始我要50万30万，后来人气落了，要不了50万30万了，你要5万10万还能活。所以说中国的文艺圈相对比较容易混。现在演出没那么多了，对演员的要求也就会越来越苛刻，而且选秀节目这么多，淘汰率也很快。我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别人是出名我就挣钱，挣完钱我就花使劲享受。但出名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接触过去很多接触不到的东西，登上原来想象不到的舞台，这是一个拔高，那么就要考虑一个问题，你的能力能否配得上你的身份？我知道只有真功夫是别人模仿不了的，第一作品要过硬，第二唱功要过硬。

我认识戴玉强老师是一次我俩在怀化演出，他唱歌时我就在台口站着欣赏，这嗓子这唱功，无与伦比。那时候我刚出道，不敢跟人说话，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搭理自己。2009年我们俩一起在江苏南通演出，他一进来就说，“嗯，你唱得不错呀。感觉很好。”我说：“你教我唱歌吧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么大的腕儿了，我也不敢教呀。”我说：“我就黏上你了，你教也得教，不教也得教。”后来他终于说：“你要真愿意唱就上我们家来玩玩吧。”他这么做我很理解，有很多人成名之后就想找个大腕儿傍着，他不是为了真正去学，是为了在外边作秀，到处说某某某是我老师，其实一共三堂课都没上上。戴老师对艺术那么执着能让我干那种事儿吗？他不让我叫老师，让叫大哥。大哥就大哥吧，后来上过一阵课后可以叫老师了。2010年他说：“以后可以说我是你师父啦。”宋祖英老师问过我这个问题：“你干嘛呢？”我说：“写歌上课。”她说：“你还用上课吗？”我说：“人就像一辆车一样，你光开不修不行，谁能修？老师能修。”